知识经济时代，奔腾的国际竞争大潮必然要通过一个狭窄的闸门——知识产权。
    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许多委员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
在知识产权领域，将是一场无声的激烈搏战。
    较量——我们面临强大的对手作为企业家的尹明善委员连续两年就知识产权问题提交大会发言。他说：
“未来世界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凭借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强调保
护知识产权，目的就是垄断市场和技术。”
    “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讲，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已经十倍、百倍于发展中国家，并且制定了有利于
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在国内国际市场闯荡多年的尹明善对此忧患深深：面对发达国家咄咄逼人之势，
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却令人担忧——1985年到1999年，在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中，一半以上来自国外，
到2000年这一比例又有上升。而与国外大公司战略性的知识产权“圈地运动”相比，国内许多企业显得无能为力。
    徐如镜委员说，我国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总量还赶不上国外的一个大公司，向外国申请专利的数量累计不过数千件，而外国来华申请专利的累计量已达到22.8万件；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医药制造等高技术领域，外国公司在我国申请的专利占国内专利总量的60％至90％，而且多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和高清晰电视等下一代市场主要产品的领域。
    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们在较量中已先失一着。徐如镜说，我国产品出口被控专利侵权的事件屡见不鲜。他举例说，汽车尾气消污染装置是一种市场较大的产品，尽管我国是主要原材料稀土的大国，但国外的专利已使我们很难有所作为。
    入世——警惕“软绳”套“猛虎”“我国众多知名商标在国外纷纷被抢注，在澳大利亚有150个，日本有100多个，包括‘同仁堂’、‘杜康’等老字号品牌……”尹明善委员谈到这里，义愤填膺。
    徐如镜委员一语道破玄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壁垒与行政壁垒正逐步消除，知识产权和标准等技术壁垒对占领与保护市场的作用正不断凸显出来，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竞争是无情而惨烈的！尹明善形象地把这种情况喻为“软绳套猛虎”——一个小小的专利，会让一个“凶猛”的企业一败涂地。
    “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但国内许多企业还不了解知识产权为何物，更谈不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以经济发达的广州市为例，2001年广州共有17万多家企业，拥有注册商标的仅占8％。”尹明善提醒：时不我待，不觉醒的后果是一败再败。“国际上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和做法有些已经超出了中国企业家的常识”，尹明善举例说，一些发达国家把专利保护扩大到商业经营方法、人体基因、计算机程序等经济强项，而对发展中国家有优势的项目，像发表权、署名权、中药专利、民间文学艺术等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虽然积蓄力量已久，如同猛虎下山，但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这
种“软绳”尚无还手之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不仅占有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地位，还正在积极推动专利的国际化，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徐如镜说，如美国1998年就批准基因专利2200项，同时对网络上的经营模式等商业方法的发明也给予了专利保护，欧盟还对数据库等信息资源进行了保护。
    将专利和国际标准巧妙结合，把实现这种标准的****路径注册为专利，使得大家用这个标准的时候，就不得不用他的专利——徐如镜指出，这是中国企业的又一个盲区。美国高通公司用这一策略以及它与移动通信国际标准紧密相关的1400多项专利，使其在CDMA领域的市场份额如日中天。
    “外国企业在我国实施的‘专利跑马圈地’、‘资金未动，专利先行’等市场战略，已对我国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占有市场份额空间形成了严重的直接的威胁。”尹明善说，这绝非危言耸听。
    对策——我们需要什么环境？从上海市1985年至2000年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来看，工矿企业的比例最高，占 
72.1％；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仅占8.6％和12.3％。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我国的科技力量目前主要集中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创造性的专利理应主要出在这里。”谢丽娟委员分析制约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专利申请量不高的因素有：专利意识淡薄；专利与非专利技术在产业化后，对课题组的奖酬差别不大；申请发明专利的周期太长，手续繁琐；专利公开后很易泄密，虽有专利权保护，但诉之法律要花时间，不如作为技术秘密，也可获得相仿的实惠。
    谢丽娟认为，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的严峻挑战，我国应创建申请专利的宏观环境；扩大专利代理队伍，提升事务所的社会化；扩大审查队伍，加强素质提升，提高工作效率，要从跻身强国之林的高度来对待审批工作，不断整改，加快增容。
    对此，王惠通委员也深有感触：“1993年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专利申请量连续出现负增长，且发明专利所占比重较低，很少涉及现代科技领域。”他说，追究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前几年我们比较多地认为是投入不足，科技人员待遇偏低等，但这几年科研经费成直线上升，科技人员收入也有很大改观，我们不能不深思其它方面的原因。
    “我们的科研体制还没有完全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投入来自国家，管理仍是政府，研究与市场脱节。”王惠通说，“高素质人才缺乏，创新精神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完)